地质队生活的点滴回忆

来源:二六三大队撰稿人:赵焱发布时间:2020-01-08[关闭][打印]

“走进新时代 建设新赣核”主题征文作品选登之十一

  

地质队生活的点滴回忆

菜园

我是标准的核二代,我们兄弟三人从小就跟随父母在二六三大队生活。

父亲出身农村,排行老大。自年轻时当兵到转业父亲就基本上不做农活了,老家的田地也给了大叔。到二六三大队后,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开支,于是,父母就带着我们三兄弟开荒种菜,补贴家用。

那时,我们住在父亲的单身宿舍。父亲工作之余,常常和母亲一起打理菜园。当时,种菜的也不只有我们一家。不少职工,只要屋旁有空地,就会开辟一小块菜地,早晚在上学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菜园里有忙碌的身影。不过,在我们家,种菜对于我们的意义非同一般:它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困难(一年四季的蔬菜几乎不用买,有时还能卖一些给大队机关食堂),而且使我们从小就懂得了父母的辛苦,更懂得了汗滴禾下土的真正含义。

我家的菜园就在屋旁不远的一处山坡上。刚开始我们家菜园太小,父亲就在菜园的外围又开垦了一块荒地。荒地上石头很多,开垦很不容易。于是,父亲带着我们开工:他用铁镐、锄头翻地,我们三兄弟就把翻出来的石头捡拾起来扔掉,母亲将大的土块一点一点地敲碎;然后父母再细细平整土地。父亲就地取材,从附近砍些松树枝,用铁丝扎紧,做成篱笆,围着菜地。

我家的菜园里菜的品种很多,辣椒、茄子、豆角、冬瓜、南瓜、黄瓜、丝瓜、葱、蒜、白菜、萝卜……应有尽有。到了蔬菜收获的时候,父母总乐意与左邻右舍分享地里的产品。直到今天,我仍清晰地记得,菜地里有一垄韭菜,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刚刚割罢,撒上一层草木灰后,过几天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时韭菜多得吃不完,父母便和我们三兄弟一起,摘好,洗净,码齐,送给邻居或拿去卖给大队机关食堂。

那时我们三兄弟年纪还小,帮不上太多忙,浇浇水,摘摘菜,杂草丛生的时候,我们就帮着拔草。有时从菜地回来,身上被蚊虫叮得到处是包,我就用圆珠笔一个个圈画出来跟弟弟们比个数……尽管我们当时对自己要去菜地干活还有些不情愿,但是,每次从菜地满载而归的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这种菜情结一直埋在心头。如今我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种菜,虽然疏于管理,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偶尔看到小辣椒星星点点地镶嵌在叶间,还是有些惊喜。

电视

上世纪70年代,地质队青年男女处对象,到了谈婚论嫁时,就必然指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女方评判男方家庭是否达标,就看“三转一响”(电风扇、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进入80年代,电视机还属于奢侈品,一般家庭极少有能力买的起。在我们二六三大队,只有“夹皮沟”“珍宝岛”(儿时玩伴们对家属大院一些区域的戏称)的部分高收入阶层拥有自己家的电视机。放眼整个新干县,拥有电视的家庭恐怕也是寥寥无几。

不过,我们小时候常常有机会看电视。大队大礼堂有两台电视机,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生活的乐趣。父亲那时是大队工会的一名电影放映员,同时兼管开放电视。没有专门的电视室,大礼堂的两个侧门外就成为天然的放映场。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就看到人们陆陆续续搬了椅子、凳子抢占有利的位置,等待一幕幕精彩的电视剧。与电影的大幕相比,14寸的黑白电视属于微缩景观,但是人们的热情高涨,哪怕后排的只能看到屏幕内人影晃动,也不愿离开。

那时电视节目少得可怜,只有中央台一个频道,还只有一套;后来有了江西台,也是一个频道。信号也不好,有时屏幕中间一条杠把人劈成两半,有时又是重影。不过,对于娱乐设施匮乏,业余生活单调的地质队的职工、家属们来说,看电视成为老少皆宜的免费休闲娱乐节目,大家看得津津有味。

至今耳熟能详的港产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陈真》《霍东阁》《八仙过海》……在那个时候风靡全国;国产剧很少,但《敌营十八年》《武松》也不错,至于《西游记》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另外,美国电视系列剧《加里森敢死队》里“酋长”的弹无虚发的飞刀,被很多年轻人效仿,个人英雄主义被无限放大;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阿信》成就了很多当时的追星族,赚足了女性同胞们并不廉价的眼泪。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尚未成人的孩子来说,动画片自然不能错过。记得当时日本的《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让我们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憧憬……

喜欢体育节目的,也偶尔能看上一两场球赛,除了看中国女排,一年还能看上两三场NBA录像,我在那时起就知道了飞人乔丹的神奇,并在如今“皇帝”与“帮主”孰强的口水战中,旗帜鲜明地力挺飞人。弟弟是足球迷,也喜欢踢球。他在学校足球队的地位,不亚于阿根廷队的马拉多纳。1986年正值世界杯,决赛那天是阿根廷对西德。第二天要考试了,父亲看到弟弟学习时心不在焉,于是破天荒地带上弟弟来到大礼堂,一起目睹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决赛。那天晚上,大礼堂人不多,最终,我支持的阿根廷队3:2战胜了弟弟心仪的西德队,第二次捧得大力神杯。看完比赛,弟弟自觉完成了作业……

关于电视,能带给我们的是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如今的孩子,家里大屏幕液晶显示屏大彩电也难以留住他们的目光,“低头族”们对手机的痴迷让人感慨:时代的发展千万不要以丧失纯真的情感为代价。

餐桌

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将中国人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餐桌,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单位上的事情,家乡人事的变迁,日常琐事,学习、工作上的问题……往往都会在餐桌上摆出来。

我家的餐桌上平时很安静,父亲不会在餐桌上谈论琐事,我们只能从父母或喜或忧的表情中,感受到生活的苦乐与冷暖。餐桌,自然成为全家人情绪的晴雨表。

我家的餐桌是属于父亲的。父亲定下了很多当时我们不理解,现在却受益良多的规矩。比如,吃饭必须在餐桌上进行,全家人不得无故缺席,尤其是不能端着碗到处跑;洒在饭桌上的饭粒必须捡起来吃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父母步入老年之后,我们家的餐桌慢慢地热闹起来。我们三兄弟都娶妻生子,一下子添了那么多张口,想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远在广东的大弟回家探亲,父亲都要招集我和小弟两家,十几口人的一大家吃团圆饭,久别重逢的喜悦、近期队上的新闻、昔日艰苦生活的回忆……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充满了温馨。

从我记事开始,家里一共用了三张餐桌。最早的一张是边长不到一米的小方桌。桌子是在野外分队工作的湖南老乡用杉木做了送给我们的,表面涂抹了一层厚厚的桐油。后来,父亲又用暗红色油漆漆了一层。

这张小餐桌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从小学到高中,这张餐桌见证了我们家最困难的十几年风风雨雨。

那时家里五口人,每餐两三个菜,虽然不够丰盛,但我们吃得很香。父亲人缘极好,又特别好客,对于我和两个弟弟来说,最开心的便是有从野外分队回大队办事的湖南老乡或同事朋友来家里作客。客人到来,自然得盛情款待。平时家里都是母亲掌勺,到了宴客的这一天,父亲成为大厨。相比往常,餐桌上多了几个闪着油星的荤菜,花生米、辣椒或韭菜煎蛋这些如今上不了宴席的菜,也成了重要的辅菜。七八个菜,父亲很麻利地炒好,尽管菜品不及餐馆,但菜香四溢,让我们三兄弟垂涎欲滴。小小的餐桌摆满了菜,我们小孩是不能上席的,这时母亲会夹出一些菜给我们,份量不多,但我们很开心。

宴客不能没有酒,那时父亲的工资买不起瓶装酒,更多的时候是打发我带着两个弟弟到大队小卖部买散装的白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父亲就和老乡朋友们拉起家常:父亲和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记得有一次,父亲把爷爷从老家接到队上,父亲请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来吃饭,从中午一直喝到深夜。

那时候地质队生活很艰苦,但我们家还是会经常包饺子。这时餐桌又成为重要的工具,父亲把擀面板放在餐桌上,一端顶住墙壁,父亲用力揉面,不堪重负的桌子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小时候我们家包饺子,分工明确:父亲负责和面、揉面、擀面;母亲调馅,虽然是素馅,但味道不错;包饺子一般是母亲负责,但她包饺子的速度赶不上父亲擀面皮的速度,所以父亲经常要客串包饺子的活。父亲包饺子速度快,馅多,虽然饺子形状不是非常美观,但放在桌面上不会倒伏。饺子下锅也是父亲亲自操作,每次煮好饺子,他总是让我们先吃,然后他又开始煮下一锅。如今,超市里各种速冻饺子应有尽有,但我家还是喜欢自己包,每次大弟回家,父母都要招呼我和小弟,包一顿饺子吃。

餐桌除了用来吃饭,也是我们三兄弟的课桌。我们的小学都是在子弟学校度过的。吃完晚饭,我们开始做作业,餐桌见证了我们的努力。

我们兄弟仨成家后,父亲换了一张圆桌作餐桌。那张旧方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被完好归置在父母楼下的地下室。圆桌可以坐十人左右,平时都是收放好的,吃饭时就架上。每次工作之余回家时,我特别能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温暖。吃饭时父亲总要把我拉到他旁边,喝点酒,聊聊工作。就餐时,父亲不停地给我夹菜。

2016年上半年,父亲又添置了一张既大又沉的圆桌,7、8月间远在陕西的大舅一家老小来做客时,正好用上,让我们再次体验到那种其乐融融的亲情。

家园

也许是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地质队东奔西走,很少回老家,我们弟兄三人对老家的概念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不过,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更值得我们珍惜的家园,她记录了我们的生活点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留下了我们的喜怒哀乐……

和二六三大队的其他孩子一样,我们的幼童、少年时代跟随父母转战于赣南、吉安永阳、南昌各地,最后定居在新干。

我出生于湖南老家,那时的我太小了,如今我只能通过一张老旧的黑白照片去想象当时的情景。照片背景是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大幅画像,父亲抱着我,母亲抱着大弟,露出满足的微笑。我猜想,父母应该是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生活困难却有滋有味。

儿时的记忆应该是从南昌莲塘开始的。模模糊糊地记得,我们开始是住在职工医院的后排,后来搬到了远离家属区的另一端,据说现已成局技校大门。那时我在幼儿园上学,还很不懂事,父母的艰辛我们一点儿也体会不到。有一次,因为顽皮掉进一个枯水井里,面部撞在井里生满铁锈的阀门上,磕掉了所有门牙,虽然当时的队医周学鹏安慰父母,孩子小,牙齿还是能通过换牙长出来的,但父母的焦急和担心直到我为人父以后才真正体会到。

现在从记忆的仓库中搜寻,在莲塘生活的那些日子非常琐碎,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爆米花。爆米花锅体是黑的,像一个大的纺线锥,一头是个圆环,由三根铁棍连着锅体。圆环向外的一侧,焊接着一个短的铁棍,就是摇把了。爆米花师傅一手摇着锅,另一只手一拉一推地拉风箱。不久,只听“嘣”的一声巨响,箱口便冒着热气,爆米花的香味便扑鼻面来……

后来,我上小学了,只读了两年半,我们就随着大队搬到新干。

掐指算来,我们搬到新干已经快四十年了。可以说,我们见证了二六三新干队部的变迁。起初搬来新干,我们住在队上的单身宿舍。宿舍是靠近江边的山上几排平房——牛圈仔(当地老俵称谓此地)。因为除了父亲,我们都是农村户口,没有条件分配套房。一家五口人,单位只分配了一间宿舍,除了能摆下一张床和衣柜外,就已经无立锥之地了。于是,父母又搭建了一个棚子,作为厨房、饭厅和我们兄弟三人的卧室,勉强凑合着一家人的吃住。棚子的屋顶是用油毛毡铺的,上面用木条钉住,再压上砖头;墙壁也是油毛毡用木条钉的,再用竹片钉紧。

毕竟是最简易的“建筑”,油毛毡、竹片、木板,哪里经受得住狂风暴雨的侵袭,单是冬冷夏热的室内气温,也让人难以忍受。于是,在父亲好友们的帮助下,我们用土砖搭建了一间房。那段时间,我们把屋后的空地做为“砖厂”,父亲和朋友挑来黄泥,用水和好,从中添加些切碎的稻草,搅拌均匀。再用制砖模具制成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土砖,放在阳光下晾晒数日,干透的土砖硬且结实。虽然不是泥水匠,但父亲的朋友仍然很麻利地抹灰、砌墙。不久,土砖房“拔地而起”。

尽管外形与颜色“土”,也常常遭遇漏雨的尴尬,但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十年的艰难岁月。因为家庭的拮据,我们兄弟三人帮着父母种菜,养鸡,养鹅,捡稻谷,卖冰棒……大队修建洗澡堂,暑假里我做小工,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挑着几十斤重的水泥、砖头,在脚手架边上来回搬运,每次从工地回家,满脸的灰尘,衣服都能抖出盐灰来,一到晚上睡觉就流鼻血。大队砖瓦厂开张,我又帮着母亲去那儿打工,挑砖、卸砖。大队食堂重建、老五栋起建,需要大量鹅卵石。父亲找到当时的行政科科长李名放(曾是父亲的徒弟),请求由我家提供部分建筑材料——鹅卵石。于是放学之余,我们跟在推土机后面,从新推的土堆里捡石子。在我家的屋旁就堆满了一方又一方的石子,一个多月的辛苦换来了八十块钱。当年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今,这间土砖房连同单身宿舍早已被拆除,只有那片菜园还留有当初的影子;我们小时候卖冰棒的箱子都在父母家的地下室里一一摆放着,她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了当年的艰苦的日子。我想,这对我们的儿辈来说,不失为一本有着特殊意义的教科书。

(本文作者系二六三大队党办主任,获得本次征文大赛等奖。)